台灣野百合學運領袖﹕播種待收割 選票推變革
04-01-2015

【明報專訊】香港佔領運動雖暫告一段落,但2015年的政局恐仍是困獸之鬥。華人地區民主先驅的台灣,歷經20多年走來的民主路,逐步實現一人一票、政黨輪替,其經驗是否有參考價值?明報走訪兩代學運領袖王丹、林飛帆,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華人之光李遠哲、太陽花世代政壇新星、學界精英以至竹聯幫大佬,冀能從台灣找尋香港的參考啟迪。「台灣啟示錄」一連四輯,首輯專訪1990年代野百合運動及2014年太陽花的學生領袖,詳解社運「播種」之後的工作,不能心急「收割」果實。

1990年威權政治下的台灣,爆發了一場為期7天的「佔領行動」,也就是3月的「野百合學運」,又稱「三月學運」,是台灣民主路上的轉折點(見另稿)。如今,當年的學運領袖很多晉身學界和政界,成為教授、議員、社運中堅,他們回望過去,觀察台港兩地近年的社會運動,當然別有一番感悟在心頭。

「我們其實是收割了過去10年台灣各地各校學生運動以及公民社會的逐步復蘇和成長,在重要時刻臨門一腳。」中央研究院社會系研究員吳介民是當年「野百合」研究生顧問團成員,他指出,國民黨其實在「野百合」前10多年已面對黨外者挑戰,包括1979年美麗島事件、86年民進黨成立等。在80年代,台灣多間大學的學生組建「讀書會」形式的學運社團,反抗教育制度、推動校園改革,亦走出校外參與環保、勞工等運動。在「野百合」中任糾察、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毓斌說,讀書會的積極分子後來構成「野百合」主力,他們的日常聯絡亦為在「野百合」中合作打下基礎。

香港未到「收割」時

對比香港,吳、邱都認為還未到「收割」時機,佔領行動的政治機會也遠不如台灣「野百合」乃至去年3月的「太陽花」反服貿運動(見另稿)。吳介民回憶,1979年仍是大學生的他看着美麗島政治犯在法庭申辯,「大義凜然,講得頭頭是道,整個國民黨政權就被他們比矮了」,類似地,如果香港當局大規模地以重罪追訴佔領主要參與者,就創造一代的「殉道者」形象,鼓舞下一代人。對於香港未來,他認為佔領運動「已播種」,因為運動打破了原來的人際關係,很多人與家人、朋友意見不同,形成新的抗爭意義上的人際網絡,這其實是把民主信息擴展到更大社會範圍,達到抗爭運動的「培力」(empowerment)效果。

思考未來大方向 勿流於互相指摘

吳介民強調,歷史不是像成熟的果實會從樹上落下,佔領播下的種子會不會走向大的成功,還有很多事要做,包括詮釋新的抗爭典範,要有一群人站出來思考未來大方向,勿流於互相指摘,「如果整天把注意力聚集在誰應該負責、誰應該對清場負責、三子跟非三子的關係,就會把抗爭的資源、想像力都耗到那邊」。

從微觀來看,普通參與者也不應灰心,「多數年輕人以後都是士農工商、各就各業」,邱毓斌說,但這些年輕人會帶着當年參與過運動的想法,就會在各行各業帶出新氣息。吳介民亦指出,「如果香港佔領運動有1000個活躍分子,只要有一半回到自己的學校、社區,經常做政治啟蒙的活動」,包括做社區宣傳、辦媒體,做討論,「辦媒體不一定是大媒體,各種流行媒體都可以……那經過5年、10年,香港變化就很大,但如果這1000個都覺得很疲倦、失望、灰心,沒效益感,撤出公共領域,那就沒了」。

很多人認為無效的事 結果成功了

「做這些事情,不要考慮有沒有效。很多改革運動都是被無效論打掉,很多成功都是因為有些人做了『很多人認為無效』的事情,結果就成功了。」邱毓斌回憶,反服貿運動其實始於2013年5月,有人開始寫文章呼籲關注兩岸協議問題,但沒人理睬,很多工會覺得「無效」而不願參與。

「反黑箱服貿陣線」從當年7月成立至12月,「搞什麼活動都不會超過100人,搞遊行200人,記者會沒人報道,但就是這些人撐到翌年3月時,才有後來衝進去(立法院)的事情」。

邱亦建議港人可用選票「報仇」,例如在下一次選舉中提出「不讓建制派選票過三成」之類的口號,「台灣講『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怎麼讓它倒?你不會去革命,不可能燒它總部,那剩下就是選票了」。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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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學運領袖專訪片段http://link.mingpao.com/207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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