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個詞彙看世界﹕全球衛生體系 重富輕貧
01-09-2014

【明報專訊】西非伊波拉疫情敲響改革全球衛生系統的警號。人類史上經過多場疫症後逐漸明白各國協力防疫的重要性,並自上世紀初發展出共同抗疫的全球衛生機制,這一國際機制在2003年對抗SARS一役中發揮了功能,然而在今次伊波拉疫潮中,本應肩負抗疫統籌的世衛被揭後知後覺,發達國最初的應對亦盡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專家批評,全球衛生系統存在偏向發達國、漠視窮國的根深柢固問題。

專研公共衛生系統的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教授戈斯汀(Lawrence Gostin)向本報指出,西非伊波拉悲劇原是可以避免的,全球衛生系統缺失及政治領導失效導致今天的局面。他說﹕「領導及治理失誤遍佈所有關鍵行為者,包括受(疫症)影響的國家、鄰近國家以及國際社會,特別是世衛。」他批評,富國及世衛對疫情應對太遲,而且欠缺統籌,支援也不足夠,「他們任由窮國衛生系統崩潰,也沒有提供衛生及人道支援」。他強調,SARS及H1N1流感的例子說明,國際其實有能力阻止傳染病傳播,「伊波拉悲劇是缺乏政治意志及領導無方所造成的」。

富國捐款左右世衛議程

戈斯汀指出,世衛無法發揮領導能力,原因之一是受制資金緊絀。世衛資金有兩大來源,成員國向世衛固定供款組成的經常預算基金,只佔世衛整體預算兩成,其餘很大要倚賴富國、企業、慈善組織及私人機構額外自願捐款。自願捐款在1970年代只佔世衛預算四分之一,2008年已升至接近八成。自願捐款可以指定捐款用途,換句話說可以繞過世衛控制,從而左右全球衛生議程。

科學記者撒哈(Sonia Shah)2011年曾在《外交雜誌》指控,富國政府及私人企業透過捐款改變全球公共衛生議程。她說,雖然世衛的經常預算基金仍然集中在全球最高死亡率的疾病,但非經常預算基金卻是為不同利益服務。以2004年至2005年的預算為例,91%非經常性預算基金集中處理的病症,只佔全球死亡個案9%。世衛當時反駁指該文誇大了私人企業的影響,但也承認,傳染病及慢性疾病出現資金錯配的情况,部分的確由這些有指定用途的自願捐款所致。

SARS吸金 伊波拉遭漠視

依賴額外捐款的結果是令世衛長期計劃的能力受掣肘,也無法對遭富國漠視的衛生事故作迅速應變。跟富國漠視西非伊波拉疫情相反,2003年SARS爆發時,湧向世衛的捐款源源不絕。曾任職世衛的世界銀行現任總裁金墉日前便對《紐約時報》憶述,SARS爆發時,不少富人因為疫症影響他們的生意,紛紛向世衛捐巨款,「但隨着SARS淡化,這些人也消失了」。戈斯汀亦向本報指出,SARS當年很快受控,主要是因為在中國、加拿大及新加坡這些擁有較高收入的國家發生;2009年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富國果斷行動,疫苗很快便開發出來。

SARS後,世衛為防止新的傳染病傳播,制定了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要求成員國要監控傳染病傳播並要通報;富國亦有義務協助加強全球對應傳染病的能力。西非國家在伊波拉疫情中暴露醫療系統之脆弱,反映有關規定並未落實。

世衛未能協助窮國改善醫療系統,在伊波拉爆發之初也未能擔當統籌角色及監控疫情,抗疫重擔落在無國界醫生等志願組織身上。對於世衛在西非的表現,無國界醫生亦有批評。無國界醫生地區傳訊經理李璧君憶述,他們早在4月已稱疫情史無前例,但當時世衛一名發言人卻指他們誇大。世衛到8月才宣布伊波拉為「國際關注緊急公共衛生事件」,同月又制定了抗疫路線圖,但李璧君稱,如同發達國的承諾,最重要的是綱領化為實際行動。她指出,雖然不少國家已向西非捐贈物資及興建治療中心,但缺乏統籌,空有治療中心但沒有受訓醫護亦無助抗疫。

「陳馮富珍值得更多支持」

伊波拉疫情何時才能受控仍是未知數,但不少專家認為必須從中汲取教訓,強化世衛角色及國際應對機制。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最近便在《海峽時報》撰文稱,西方國家應增加向世衛經常預算基金的固定供款,令經常預算基金的份額由目前25%增至75%,他稱這增幅其實只涉及20億美元。他也呼籲,西方亦應趁機反省,目前不斷削弱國際多邊機構的情况是否明智。戈斯汀也向本報說﹕「我十分欣賞世衛及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她值得成員國更多支持,才能完全實現世衛的承諾。」

明報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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