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傾化源於優越感迷失
2014-09-17

【明報專訊】日本右傾化,確實是近期日本必須憂慮的情况,中國國力的急速增長對於經濟持續停滯的日本構成威脅,日本社會失去「優越感」,日中國境爭議只是副產品之一,長此以往,日本與軍國主義結合的可能性甚大。

2010年中國在經濟上超越日本一事,如今想來,也許是日本社會開始出現閉塞感、反中韓感情激化的導火線,這點加上國民對安倍政權的經濟政策的期望,便構成如今日本社會支持安倍政權的基本感情。戰後,日本人視自身為優秀族群的優越感,正是建基於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優勢。然而,日本的經濟優勢,因始於1990年代前半的「迷失二十年」而被削弱,並在201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日本後明確地喪失,再加上韓國產業急起直追,對日本的主要產業造成打擊,成為孕育嫌惡、排斥中國及韓國的溫牀,安倍內閣則以此為搖籃,登上政治舞台。

1960年實施「政經分離」政策以來,日本「凍結」了對政治課題的追求。戰後日本將政治、外交目標擱置,放棄對國際社會作出任何貢獻的政治努力,一貫採取對美從屬路線。此後,自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政權以來,為掩飾政治上的空白,自民黨出現徹底的「復古」傾向,採取將戰前日本的政治性與戰後日本的政治性連繫起來的形態,其象徵包括「參拜靖國」(中曾根、小泉、安倍均積極地以參拜靖國為目標)。那是從根本上擱置確立與戰前時代不同的和平主義、近鄰協調、對美「自立」友好(而非對美「從屬」友好)等政治目標的努力所造成的惡果。最終,日本對美從屬持續近70年的不滿在日本社會壓抑累積,成為現時日本年輕一代產生民族主義的溫牀。反中國、反韓國的感情的背後實質上是反美感情,只是日本對於是否直接展示反美感情猶豫不決,並將之顯現為反中國、反韓國的感情。經濟上的打擊與政治上的復古主義(軍國化)相信由此連繫起來。

接下來談談安倍政權的右傾化與此前的右傾化相異、變得更嚴重的理由。

反中反韓背後是反美

首相安倍晉三的政治認識與過往的自民黨領袖並不相同。雖然作為戰後秩序的東京審判單方面將日本定罪有一定問題,但日本已將之接受(1951年簽訂舊金山和約),並回歸戰後的國際秩序。那是包括自民黨內閣在內的歷屆日本政府的一貫立場。不過安倍首相卻抱持將其否定的立場。(2013年2月12日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發言時,安倍曾稱,關於「過往大戰」的總結並非出自日本人自身之手,「東京審判是根據同盟國一方作出的所謂勝利者判斷對日本定罪」等)首相在國會中正式作出如此發言,從1950年代的復古主義傾向被禁絕後,60年代以來至今的日本政壇中前所未見。

日本和平主義精神衰退

我曾在《紐約時報》撰文(7月),指出日本社會戰後經過近70年,由於戰爭的體驗風化,支撐憲法第9條和平條款的和平主義精神、信念漸漸枯竭。經歷過戰爭的人大多已亡故,戰後的和平主義教育在文部科學省的國家主義指引下大幅倒退,其影響逐漸顯現,證據在於特定秘密保護法、參拜靖國、內閣決議通過行使集體自衛權等完全脫離過往日本政府政治外交方針的「右傾化」路線儘管持續不斷,但民意調查卻顯示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仍然高於不支持率。這樣的情况過往未嘗發生。支持安倍內閣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對其經濟政策的期望,另一理由則是和平主義精神的衰退。

日本社會劣化的因素之一,也許是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核事故。事後,社會失去了對過度「右傾化」的抵抗力。百田尚樹以神風特攻為題材的小說《永遠的0》售出480萬冊,其改編電影吸引700萬人收看。日本社會這種變質與劣化從3.11以後急速發展至現時的地步。人們對於「感動」變得非常脆弱,變得情緒化,理性的抵抗力整體弱化。

狹隘民族主義主張保留

安倍首相施政汲取了首次任期失敗的教訓,今次上任後,改以意識上與自己同調者鞏固統治中樞、排除反對者的強權黨內政治為方針,自民黨自身變成對黨內異論沒有容忍力的政黨。對首相的監察機制幾乎無法運作。自民黨的前首相小泉、福田,昔日黨內中樞、前幹事長野中廣務,前官房長官、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前幹事長古賀誠等人雖然均表達了反對聲音,但自民黨未有聽取這些前人的聲音,整體復古的年輕議員所持的狹隘民族主義主張得勢。

要抑制安倍政權的矛盾暴走

在野黨整體勢力大幅減少,令在野黨亦轉趨右傾化。2009年8月,眾議院勢力中民主黨佔308席,自民黨佔119席,但2012年12月以來,自民黨佔294席,民主黨只佔55席。其他在野黨中,親政府的有公明黨31席、日本維新會32席、次世代黨19席、大家黨9席,共佔91席。反建制的在野黨中,日本共產黨佔8席、生活黨佔7席、社會民主黨佔2席,合計只佔17席。1990年2月第39屆大選中,自民黨取得275席,而社會黨(現為社會民主黨)則有136席。

現時安倍政權在探索新秩序之際,更着重於利用高昂的敵對感情,以達成自身目的。我認為那是愚蠢的選擇。面對日本此後將步入少子高齡化社會,中國經濟不論好壞均無可避免成為重大的「存在體」。安倍經濟學前期階段透過向國內提供資金,設定通脹目標等,轉換至積極的財政方向。那也許值得試驗。不過在後期階段,在國際上增加與鄰國,特別是中國的貿易,進行技術合作,活化經濟交流,緩和國際緊張等行動則變得必要。

經濟上的需要,與軍國化、復古路線產生矛盾的階段已出現。今後必須考慮到將恢復經濟為主要着眼點,確立區內友好,在互惠關係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經濟安定與友好關係,如何抑制、修正現時抱持「矛盾」暴走的安倍政權路線是現時日本的課題。

(編按:本文是作者專誠替本報撰寫的來稿,原為日文,經本報翻譯成中文。)

加藤典洋

早稻田大學 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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